[2]社会保障权被界定为国家的积极权利而非消极权利，权利需要逐渐地实现，其成本极其高昂，受到国家现有资源的极度限制。

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结构由不均衡向均衡状态的转变是信用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在压力引起的法律制度内在的变迁，与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信用经济）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相契合。【摘要】社会信用法律体系是我国法律体系的子系统，具有与母系统的自我相似性。

[49]该体系的建构既要反映信用经济社会客观发展的需求，又要遵循法律结构体系的生成要求。我国的商会、行业协会实际上承担了部分政府管理职能。[19]国务院有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的职权。这种结果，要求社会信用法律制度的设计动机按照信用的民商法本质，强调主体之间法律地位平等、权利义务平等，法律配置的资源与需求相适应，依靠所有主体理性参与的博弈方法来形成一个规范所有信用交易主体的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博弈均衡的结构体系更要体现第三方主体（自治机构）的发展，建立反馈机制和利益提升机制，达到制度设计的目标与信用主体行为目标一致的立法目的（如下图2所示），使制度结构处于一种最优状态，不仅整个制度体系协调一致，而且权力与权利配置得当，权力主体之间及其与权利主体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法律关系。[25]银行信用是指银行以信用为经营手段，以货币再分配的方式向全社会提供信用服务。

这一研究又可以从部门法划分、法律形式、法律规范、法律效力等不同角度进行。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发行了地方债券，政府信用构成我国社会信用的组成部分。[23]如果不超出必要限度以行政手段限制人民权利，当然是诚信的，否则是恶信的。

[60] 九、结论 综上所述，诚信原则现在已进入宪法、行政法、刑法、税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等7个公法部门并成为其原则，表明了该原则的普适价值性。这里的诚信指其相信其行为符合现行法律，且这种相信是有合理根据的。[7]此条不仅把个人，而且把政府部门当做诚信主体，而且推定个人在政府面前的一切活动皆为诚信，试图调和政府与人民间的关系。[57]本案中的诚信，不过是说话要算数的朴实准则。

其次要求立法机关不得朝令夕改，损害法律的可预见性和安全性。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刑法都排除以对法律的错误为抗辩的可能，但对于事实的错误，则被承认为抗辩事由。

第二个要件有如下表现：(1)言行不一。行政法中的诚信原则体现的是政治伦理。[36]参见前引[34]，常饮冰、李梅奎文。[19]参见前引[12]，赵小芹文，第42页及以次。

[33]参见李文华：《在刑事诉讼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其次，1969年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条规定：凡有效之条约对于其各当事国有约束力，必须由各该国诚信履行。[50]按许光建先生的解释，此处的诚信原则的含义有二：其一，各国在解释自己承担的国际义务时，应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20]又如，民法中的诚信原则并非完全采用私人利益取向，它还有协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使命。

[14]确实，联邦有如婚姻，如果参与方无诚信，则无宁日，必致崩溃。法律对这种行为规定了加重责任，也就是科加赔偿相对人所有因为被迫参加客观上无正当性的诉讼导致的损害的责任。

第三，保护合乎情理地相信另外的国家法主体的外部行为的国家。[28]最后，刑法中的诚信原则还体现在嫌疑人自首与立功时法律应言而有信上。

[17]参见同上文，第44页。就后者而言，其诚信应体现为诚实纳税，该交多少就交多少，不偷税漏税。可以看出，澳门特别行政区《民事诉讼法典》关于诉讼诚信原则的规定借鉴葡萄牙的类似规定。且国家对于个别国民在国家公法关系上，该诚实信用原则亦是妥当的。[3][6]参见何孝元：《诚实信用原则与衡平法》，台湾三民书局1977年版，第8页。按照论者的解释，保护诚信的义务，连同隐含在条约条款中的诚信的标准、对条约必须信守的习惯法规则以及禁反言的习惯法规则的强调和追随、与衡平和公正相联的诚信的概念，这些被知晓为国际公法的渊源。

按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公民与政府之间存在契约关系。在美国，辩诉交易的诚信性有确实的保障，司法机关不兑现承诺的，诉讼形势可恢复原状。

此等诚信首先表现在罪刑法定主义上，它体现了国家对于人民关于何者为罪，何者不为罪的承诺，遵守此等承诺，不以事后法、模糊规定和类推的方式执行刑法，是国家对于自己承诺的信守。就国外而言，德国学者Konrad Schneider早在1903年就出版了《民事诉讼中的诚信与关于诉讼指挥的争论—对诉讼指挥问题的回答》的小册子。

[4]该行政法院1981年判字第975号判决更进一步，认为私法中之诚信公平原则，在公法上当亦有其适用。[50]王佩琼：《善意原则与＜联合国宪章诠释＞》，《新闻出版交流》1999年第5期

[49]宪章有关条文的译文有改动。就我国学者而言，论者认为宪法中的诚信原则意味着确立行使国家权力的道德，以此制约和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当然，一些公法内容本身就是保护诚信的。这里的诚信指其相信其行为符合现行法律，且这种相信是有合理根据的。

[16]由此，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行政法把诚信原则规定为自己的原则，例如1996年韩国《行政程序法》第4条第1款规定：行政机关执行职务时，应本于诚实信用为之。行政法中的诚信原则体现的是政治伦理。

第三，保护合乎情理地相信另外的国家法主体的外部行为的国家。[6]这里，拉邦德把诚信原则向公法的扩张具体化到对宪法的扩张了。

在寻求这种解决时，当事各方应就适合于它们争端的性质和情况的和平方法达成协议。2．法律一般不得溯及既往。

且国家对于个别国民在国家公法关系上，该诚实信用原则亦是妥当的。之所以要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诚信原则，一个重要的理由是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发生了从职权主义到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相结合的模式转换，给主导诉讼的当事人提供了更多的滥用诉讼的机会，须以诚信原则规范之。四、诚信原则向刑法的扩张 按社会契约论的刑法观，刑罚权是人民让渡给政府的针对自己的生命、自由、财产的权力，政府必须按照契约诚信的要求行使此等权力。[12]不难看出，宪法诚信原则以政府与人民权利义务的相互性为基础，是公民时代的产物，只有在这样的时代，人民才不仅仅承担义务，不享有权利，而政府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那是臣民时代的情况。

[37] 七、诚信原则向民事诉讼法的扩张 如所周知，诚信原则来自诚信诉讼，[38]所以，这一原则以民事诉讼为本原，正因为这样，关于民事诉讼中的诚信原则的文献特别多。民法中的诚信原则体现的是个人道德。

[12]参见赵小芹：《行政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吉林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9页。[28]参见张中秋、冯川、毛娓、王方玉：《诚信与公法关系探讨》，《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第108页及以次。

[17]此条与《德国民法典》第242条何其相似乃尔。[39]参见陈丹：《论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中国政法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